1916年到1922年的这六年中， 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低迷的一段时期。袁世凯死后，政权仍在北洋政府手中，孙中山亦是殊乏出路，一时之间，难有作为。
但为了维持革命，没经费是不行的。于是，孙中山动了开号子，炒股票的念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中山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拟定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当时申请的项目有证券、花纱、金银、杂粮和皮毛，共五种，北洋政府只批准了证券一项。【参阅杨荫溥的《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
批准是批准了，炒股票的本金从哪来呢？根据魏伯桢的回忆，是 “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炒股的本金，秘密来自日本。【参阅《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
孙中山不出面，委派一众经手人，有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还有张静江。戴季陶家里原本经商，颇有些取巧的手段，再搭配张静江的狡猾，蒋介石的赌运，炒作一开始，便左右逢源。
他们的初始价格是三十元，到了一九二零年底，股价涨至一百二十元左右。蒋戴张三人共持有股票四万五千股，抛售之后狂赚四百多万，发了横财，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参阅《陈果夫先生全集》】
1、蒋介石为何自责“见识不足”、“思虑不精”？
作为1927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实际领导人，蒋介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不过蒋介石因为个人性格存在一些缺陷，所以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始终不能完成整合，因而最终，蒋介石不得不败退台湾。
蒋介石经常在日记中自责“见识不足”、“思虑不精”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蒋介石喜欢读古书，特别崇拜王阳明，尽管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对古书的阅读。蒋介石在古书的阅读中更多的是从中学习御人之术。
蒋介石在用人上存在很大缺陷，以至于最终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忠诚于他。他喜欢用黄埔子弟，喜欢用浙江人，因而对于不具备这两条基本条件的人就会排斥。但是，有些人，比如像胡宗南，他喜欢了一辈子，也重用了一辈子，但胡宗南却没有令人惊羡的功绩。或许胡宗南顶多只能做个师长，但是蒋介石却总是委以胡宗南重任。
蒋介石的见识不足还表现在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他曾经想当然的认为美国人会支持他打内战，但是实际上他错估了美国人的意志，不过他还是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
蒋介石不管是能力还是见识实际上都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领袖。
不是见识不足，思虑不精，而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出发点出现了问题。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开始不抵抗，后来消极抵抗。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应该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天古名的大智大勇的人，而不是只打小算盘，抛弃民族大义的人。说到底，蒋介石格局太小，德不配位，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战略的眼光领导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政党和政府的头头，在一个撮尔小国的侵略铁骑踏遍偌大的中国，杀我人民，烧我房屋，贱淫我姐妹的时候，保证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实在是国之耻辱，蒋之罪过。
蒋介石为何自责“见识不足”、“思虑不精”？这说明其还有自知之明！
首先作为一个国家领袖他遗忘了中华民族之民族精力，在强敌入侵之际“攘外必先安内”，不求全力抗外而忙于内战；其次遗忘了明未“东厂”“西厂”之祸，而造成军统中统之乱，而致军心自乱、人心尽失，这确是“见识不足”、“思虑不精“之虞。
2、为什么资本主义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
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没有位置。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更想提醒另一件事，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也没有发生在阿拉伯，也没有发生在印度，而单单是发生在了欧洲。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跟别的国家有什么区别，而是欧洲跟别的文明有什么特殊。（纯属个人观点）
资本主义不能跟自然科学脱离，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什么独特的优势，而是自然科学改变了生产力，让其他文明不得不信服。所以商业繁荣并不是资本主义，以机器生产为根基的商业制度才是资本主义。
第一，欧洲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既没有统一的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政权和神权。分散的权力给了新势力（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土壤，尤其在意大利半岛，因为分裂导致城邦形式的国家重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势力迅速壮大。
考察伊斯兰历史，它应该比中国跟欧洲更有资本主义的条件才对。它的文明信仰里完全不排斥商业，甚至是鼓励商业。它比欧洲更早接触古希腊文献，12世纪左右就发展出了不俗的自然科学。但是强大的中央权力让新势力没有发展壮大的土壤，阿拉伯的自然科学为欧洲做了嫁衣。
第二，神权与政权的分离，欧洲人更容易在思想上突围。事实上也的确是欧洲人率先从文明信仰上突围，才发展出了自然科学。相对之下，伊斯兰文明里直到现在也没有反抗宗教，而16世纪的中国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反抗儒学，即使有一个李贽，也不可能突围。
欧洲人为什么能思想突围？按道理讲最能突围的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是最薄弱的。所谓儒释道的杂糅就是一种充分包容的信仰体系，与其说什么都信，实际上也是什么都不信。所以离经叛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是呢，中国人的政权体系却坚不可摧，在科举制度加持下，中国在古老的时代在庞大的疆域下就实现了高度中央集权，这样制度优势维持了近千年。政权为了持续发展，必然要扶持儒学的信仰核心。
反观欧洲，中世纪基本上是一种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状态，而神权与政权又不统一，彼此斗争之下，新思想更有机会突围。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宗教改革在英国、尼德兰等势力的支持下胜利，神权体系就打破了，新思想繁荣起来。
伊斯兰则是神权主导政权，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打自己的脸，不可能任由异端新思想发展。而且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都在历史上证明了自己的强大（阿拉伯人已经从北非侵入伊比利亚半岛，中国文明在东亚独孤求败），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种历史包袱只有欧洲没有，而且穷则思变，经历了黑死病的他们主动寻求改变。
第三是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中国文明的根源里就缺少对自然领域的研究，法家、儒家、墨家、纵横家，基本上都是社会实践学。当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没有啥用，否则欧洲人也不会抛弃古希腊文明转向基督文明了。但是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欧洲人还是重新找到了古希腊文明，这里面阿拉伯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欧洲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古希腊文献，也让它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
如果说古希腊文献是发展出自然科学的必要条件，那么很显然中国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宝藏。而且从汉文化的发展脉络分析，我不认为中国人能自发地发展出自然科学体系。直到现在，中国人也不敢说建立了基本的逻辑体系，自发创造自然科学体系那更难。在自然科学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改造能力前，也实在想不到用什么理由促动社会去研究它。
中国人的历史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别人应该四夷来朝，这种傲慢已经成为拓新的最大障碍。
社会发展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