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保持美国军事优势：预判他国军用技术实现突破的时间范围，并为预判提供独立的情报资源
②限制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检测、处理、管理企业及个人的数据情况
③防止危机中对基础设施的数字破坏：评估反价值攻势，建立安全预案，调查供应链中他国企业状况
④限制社交媒体等舆论影响：建立专项评估小组
⑤针对“数字监控”进行攻击：除技术上限制与制裁，重点发展替代品
⑥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问题：建立全面且包容的贸易战略
⑦保持在战略行业的竞争和领先：政府技术控制措施仅在必要时使用
⑧赢得国家影响力：解绑技术竞争与国际贸易
⑨塑造美国国内叙事方式：促进技术控制评估程序的正规化
一：对基金会的建议
导读：
2020-2021年，在卓尔公益基金会等九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南开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基金会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模式”项目。经过抽样调查，研究向690家基金会发送问卷，截至2021年2月底，合计收回有效样本238份，其中211家基金会参与了抗疫。根据对问卷结果的分析，勾勒了我国基金会行业参与新冠抗疫的整体图景，总结了基金会参与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与挑战。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通过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基金会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更好主动担当、践行使命，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各项挑战。
▲ 本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
一
基金会参与抗疫
之跨部门合作的比较分析
首先，合作广泛存在但跨部门内部有差异。对比基金会之间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基金会曾与其他基金会、企业和体制内单位产生过合作，可以说合作广泛存在，其中基金会之间合作的比例最高，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比例偏低。这意味着基金会仍然以获取资源为主要导向，而非资助和支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该发现与赖伟军等对我国基金会资金流向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基金会更倾向于资助彼此，而非民间社会组织。
尽管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民间社会组织通常是基金会尤其是资助型基金会的“一线伙伴”，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发育数量和质量参差不齐、区域差异性显著，往往需要基金会有规划且长时间的扶持与培育，这对二者构建合作关系构成挑战，例如壹基金经过多年培育才建立了以县域民间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在地应急救援联盟。
其次，基金会在跨部门合作内容方面既存有共性又相互区别。对比具体合作内容可看出，共享需求信息是基金会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之间共同存在的合作活动，是基金会之间和与体制内单位合作占比最高的内容，与另两个部门的合作中该项内容占比也均高于80%。但根据各部门的特性，基金会的合作期待和偏好又存有不同，例如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占比最高的是共享需求信息和共同开展项目，而与企业合作则是获得企业资助，这与基金会和与体制内单位不同。尽管从合作发生率来看，基金会之间最高，但通过下图可以看出，一旦建立合作关系后，与民间社会组织在各项合作内容上“是否合作”占比最高，除其他选项外占比均超过65%。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黏度空间更大，前提是双方能够建立合作关系。
*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内容（图/基金会调查项目）
再次，在跨部门合作中，社会组织既要结合其他部门的特点，又要考虑双方的结构性关系本质。相较于民间社会组织，体制内单位因掌握更多制度性与政治性资源，是基金会积极、主动合作的对象。通过比较发现，与基金会、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更看重二者的业务能力，而与政府合作则最看重其获取需求信息、接触服务对象的能力。过往合作经历作为合作关系评价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与企业合作中占比相对最高，这与企业寻找资助方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有关。
又次，合作所产生的组织效应既存在部门差异又表现出一定的共同趋势（见下图）。整体来看，跨部门合作最有利于增强他方对基金会的信任，其次是提高了基金会的目标完成度与增进双方之间的关系。分部门来看，与基金会和企业合作，最突出的效应均是增强对基金会的信任。与民间组织合作则最有利于提高基金会服务递送的便利性，体现民间社会组织在合作中的在地性优势。与体制内单位合作，对于提升基金会在公众中的声誉最有利，其根源在于国家控制社会组织所需的合法性和声誉资源，这也间接表明基金会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中存在组织声誉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来自政府的“背书”。
*对跨部门合作效应的评价（图/基金会调查项目）
最后，基金会对合作方的整体信任水平和满意度均较高，其中对企业的整体信任水平和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体制内单位，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和满意度最低，这既与民间社会组织发展阶段、能力有关，也与其在跨部门合作生态圈中的资源接受者地位有关。
二
基金会参与抗疫的挑战
01 地方政府对抗疫活动的准入限制仍是最大挑战
在文献梳理与前期访谈的基础上，本调查分别从外部制度与需求环境、项目（服务）供给与机构管理三个维度归纳出6种基金会参与抗疫的挑战要素。整体来看，基金会针对各项挑战要素的评价均较低，即挑战性并不强。就具体挑战要素而言（见下图），重大公共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被激发，所以资金募集与管理的难度最小。然而，难度最大的仍然是应对地方政府对抗疫活动准入的限制，与汶川地震中社会力量介入抗震救灾所遭遇的挑战一致。究其根源，首先与公共卫生领域重大危机的特性有关，例如传染性强、不确定性高等对社会应急治理提出重大挑战。为迅速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大范围扩散，全国多地采取“封城”措施，社会整体性停滞，这导致社会组织入场困难。其次与我国公共危机应急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有关，社会力量仍然缺乏制度化的规范参与途径。
*基金会参与抗疫的挑战要素（图/基金会调查项目）
02 基金会依旧缺乏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经验
在此次抗疫之前，已拥有抗灾与应急救援工作经验的组织不足一半，主要是地震、洪灾、寒灾、火灾与台风等非公共卫生领域，例如山东汉寿洪灾、鲁甸与雅安地震、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等。仅少量组织曾参与过公共卫生领域救灾，例如2003年暴发非典型肺炎，这导致绝大多数基金会都缺乏公共卫生领域重大危机的应急救援经验。具体表现为：缺乏相关应急资金与物资储备；缺乏医疗领域救援物资的采购和项目执行经验；对事件发展和严重性的研判不足，导致物资与人员后续跟进不足。例如在开放式问答中，有基金会表示：“项目专业性太强，无法大范围开展服务”、“物资购买渠道混乱，识别决策有难度”等。
03 基金会的广泛联盟并不存在
知识界与实务界的基本共识是，构建社会组织之间的应急协作网络有助于有效募集、调动与分**源，进而提高应急治理效能。在抗疫过程中，由基金会发起的协作网络也屡屡见诸报端，例如1月26日，正荣公益基金会发起“社区抗疫正荣志愿行动”，2月3日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正式启动“抗击新冠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网络”。
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仅10%的基金会发起或参与过协作网络或联盟，因此现实中广泛的社会组织联动网络并不存在。在开放式问答中，有基金会也佐证了上述说法，认为要加强组织联动网络建设。
三
既有结构差异
形塑抗疫行为与表现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的外部制度与法律环境已发生显著改变。例如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于2016年出台，为打破公益慈善领域的结构性约束、激发慈善活力提供了法治依据。但上述政策与法律改变是否带来预期的社会效应？通过比较抗疫基金会的结构性特征可以看出，传统结构的惯性仍然存在，并形塑慈善组织的抗疫行为与表现。
01公募与非公募比较分析
首先，经过卡方检验，对于是否参与抗疫，公募与非公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4），公募参与比例显著高于非公募。二者在参与动因上的显著差异或许为该现象提供了佐证或间接说明。具体而言，在整体上公募与非公募均表现为响应党政部门的号召，但二者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p=0.038），公募受到该动因的驱动显著高于非公募。这与公募基金会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或嵌入现实相符。进一步，相较于公募，非公募更容易受到回应民众需求和支持行业发展驱动的影响，显著水平分别为p=0.000与p=0.041。
其次，公募参与募资的可能性显著大于非公募（p=0.000），而且资源动员力高于非公募。尽管后者数量是前者的2.34倍，但其募资总额少于前者。公募的平均募资额度为3434.06万元，非公募为2064.98万元，前者是后者的1.66倍（见下表）。公募募资额度标准差为7460.72万元，非公募为6740.85万元。二者内部差距均非常大。
*公募与非公募的募资总额与
最高的均为企业和高净值个人。但非公募基金会对单一
最后，非公募更愿意与企业合作，公募更愿意与体制内单位合作，二者在选择合作对象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好差异（p=0.001），但二者在基金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倾向上没有显著差异。在合作过程中，非公募对企业和基金会的信任水平和满意度更高。公募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信任水平更高，但在满意度上并无显著差异。二者对与体制内单位的满意度与信任水平无显著差异。
02 组织背景间差异分析
首先，就是否参与抗疫、是否发起募资活动以及募资额度来看，公募与非公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公募组织参与抗疫和募资倾向均最高。结合公募组织参与动因可以看出，这与公募组织的结构性角色密切相关。而且官方背景基金会平均募资额度最高，企业背景基金会次之，民间背景基金会最低，三者的募资平均值依次为3167.25万元、2976.57万元和1450.08万元（见下图）,官方背景是民间背景的2倍多。此外，企业背景基金会内部差异最大。
*组织背景与抗疫募资总额（图/基金会调查项目）
其次,从募款
最后，不同组织背景在与民间组织、体制内单位合作倾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官方背景与民间社会组织、体制内单位的合作倾向更高，四者在与企业和基金会合作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此外，不同组织背景对合作评价存在差异，即与基金会合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方面，官方背景和民间背景基金会的评价更高。民间背景基金会对与之合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信任度最高。企业背景基金会对与之合作的企业满意度最高。在其他方面四者间无显著差异。
四
有益经验提炼
此次调查中设计了开放式问题，邀请基金会相关负责人结合机构抗疫经历总结有益抗疫经验。经过梳理和总结，提炼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构建基金会应急治理机制以提升组织的应急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专项应急储备金，形成完整的应急物资供应、运输、储备链条，例如建立专项绿色物流运输通道；
（2）开展募资与信息公示，既提高机构的资源动员能力，也要提高透明度，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尤其是向公众、捐赠人和政府问责；
（3）在应急救援中，组织要建立高效的审批流程，打通对接、沟通、审核、拨款等环节，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缩减环节耗时；
（4）围绕专业性、创新性、项目成效、预算等方面建立审核和评估标准；
（5）结合组织优势和使命，构建需求筛选和轻重缓急排序准则；
（6）善用多种审核方法和多渠道
（7）构建以信任为基石、以契约为保障的合作伙伴关系，注重维护日常关系，并签订契约以明确双方权责；
（8）建立机构内部应急救援团队，包括团队成员构成、团队沟通与协调机制，例如以工作小组形式建立信息审核小组、募资小组等。
第二，有序、有效引导与发挥志愿力量。多家组织表示在抗疫过程中激发志愿精神与发挥志愿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广泛的志愿者网络不仅有利于收集与甄别需求信息、提供志愿服务，也有利于采买、鉴定、运输、储备与发放应急物资。但同时提出基金会要坚持公益立场；恪守职业伦理；搭建专业平台和支持系统引导志愿者更有序、有效地发挥作用；加强对志愿者管理、归类和培训。在日常工作中，要善用志愿力量，组建一支及时可用、信任度高的志愿者队伍。
第三，注重组织联动网络培育、建设与日常维护，形成协作生态或共同体。这体现在三个层次：
层次一是与在地组织的合作。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力量通常难以及时到达救灾区，因此需要与在地组织合作，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基层政府和医院等。合作内容涵盖共同捐赠、分享需求信息、共同开展服务、合力购买、运输与储存物资等。但这需要基金会注重培育和维系日常组织网络，尤其是致力于应急救灾的基金会，更应该在资源规划与分配、智力支持和项目安排方面主动向县域社会组织倾斜，通过日常交往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有利于降低应急救援的沟通成本，也可以提升资源投放精准度，最终提高社会力量在应急救援中的效能。此外，也应注重培育区域性的枢纽型组织，据此形成区域组织协作网络。
层次二是基金会之间的协作，充分利用各基金会的优势，例如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充分发挥数据挖掘与需求梳理的优势，具有物流资源的企业背景基金会发挥物资运输优势，医疗卫生领域的组织发挥医疗专业志愿团队优势等，形成基金会之间的协作网络，从整体上提高慈善行业的应急治理效能。
层次三是跨部门协作，包括依托企业资源探索建立政社协同的有效机制。前者是指利用企业物流资源、防疫物资标准和采购网络。后者是指在发挥政府统一作战指导作用的前提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借力与助力，保持开放态度。既有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力量，也有助于社会组织提高声誉和获得背书。
第四，数字化时代要善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提升组织对内与对外管理能力。具体包括：
（1）善用大数据共享需求信息与分**源，以及提升物资利用效率；
（2）利用信息管理手段，提升组织内部各工作部门与小组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服务与项目管理能力；
（3）充分利用阿里、百度、滴滴、水滴、腾讯等多媒体平台开展募资活动，并利用新媒体及时公示善款使用情况。
从宏观意义上，以基金会为枢纽的慈善资源调配共同体正在形成，该共同体以救济物资和资金流动为核心，围绕着基金会展开。
具体而言，各种物资和资金由企业或高净值人群捐赠，经过基金会的协调和组织，再通过相关企业的物流系统和在地社会组织（志愿者）输送给目标单位或个人，这构成此次基金会参与新冠抗疫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长远来看，建立一个富有韧性的慈善共同体或将是我国基金会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通过建设富有韧性的资源体系，让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形成更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
*“基金会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和模式”项目，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湖北卓尔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九家基金会联合资助（以上机构按资助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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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